檢察官不錄音跟被告聊聊，是否合法？

隨著一些高度政治性的司法案件，檢察官對被告的訊問方式引起討論，例如沈慶京質疑檢察官在自己戒護就醫期間帶著書記官來到醫院，以不錄音、不錄影方式對其進行訊問，並告以如果沈慶京不能交保出去，公司會出問題；王郁文則是接受偵訊途中，檢察官關掉錄音勸其認罪，告以上頭指示要起訴高虹安和助理，希望王郁文認罪。

檢察官不錄音跟當事人溝通，並非個案

在偵查實務上，檢察官以非正式訊問的方式，和被告、律師進行溝通（通常沒有錄音），或是打電話給律師，都是會發生的事情，雖然並非常態，但也不能說罕見。

當然一定有人會質疑，如果檢察官坦蕩蕩，為什麼不錄音，這確實是好問題，這種溝通方法，往往帶有條件交換（例如撤回告訴、調整告訴範圍、認罪等），這種條件交換其實也不能說就是違法，畢竟也沒有達到違反被告「陳述任意性」的程度，被告可自行選擇是否接受檢察官的條件。

但檢察官若不想要留下曾進行條件交換的紀錄（引人非議），因此故意不錄音，也是可以預期的，檢察官打算先在不錄音的情形下溝通好，然後再按正式程序訊問（錄音）及製作筆錄。

訊問被告未全程錄音，筆錄可以作為證據嗎？

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第1項規定：「訊問被告，應全程連續錄音；必要時，並應全程連續錄影。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，不在此限。」已明文規範訊問被告「應」全程錄音。

但訊問時如果沒有全程錄音錄影，也不代表偵訊筆錄就一定不能作為證據，法院會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，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加以權衡以決定其證據能力。

檢察官私下聊天溝通失敗，縱有瑕疵，也難以影響整體判決結果

以王郁文、沈慶京的情形來說，從地檢署的回應說明，也看出確實有未錄音的情形，但以這個瑕疵來說，都不足以影響判決的結果。

因為王郁文、沈慶京所稱遭到未錄音不正訊問的情形，如果檢察官透過這個方法取得有利於檢方的供述，當王郁文、沈慶京抗辯程序違法時，法院當然要去調查、審酌這個供述能不能用。

但在這兩案中，我們只能說檢察官私下溝通手段失敗，王郁文、沈慶京仍堅不認罪，沒有因此獲得什麼偵查成果，所以檢察官在起訴書中，自然不提、也不會列入證據，既然沒有列為起訴的依據，法院本來就不需要去審酌這個瑕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