檢察官起訴的罪嫌懷疑「程度」為何？不可草率起訴再藉法院調查證據

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，應負舉證責任，並指出證明之方法，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職此，檢察官不僅應具體、特定被告之犯罪事實，亦應就起訴之犯罪事實盡到實質舉證責任，而非於起訴後才由法院使起訴事實達到清晰、明瞭之程度，更不應由法院補足、接力完成檢察官於偵查中未予調查之事項，否則自係悖於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修法意旨（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966號判決同此結論）。

被告受無罪推定之保障，檢察官應負舉證責任

現代刑事訴訟進步理念，認為唯有透過程序的正義，始能實現實體的正義；缺乏程序正義，即無實體正義可言。我國刑事訴訟法乃以法院、檢察官和被告形成訴訟結構的三面關係，法院居於公平、客觀、中立、超然立場審判，刑事訴訟之當事人為檢察官、被告，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（下稱本法）第161條之規定負有實質舉證責任，被告則依本法第154條第1項之規定，受無罪推定保障。

依本法第159條第1項、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，審判則以法庭活動為中心，另依本法第161條之2第1項、第2項、第163條第1規定，訴訟程序原則上由當事人主導，法院僅依本法第163條第2項之規定為補充性介入，學理上稱為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」。

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任，被告有權利委任律師為其辯護

因檢察官作為國家機器，係公益之代表人，擁有廣大之社會資源為其後盾、供其利用，自應盡其職責，蒐集被告犯罪之證據，負責推翻被告無罪之推定，以證明被告確實犯罪，學理上稱為實質舉證責任（包含說服責任），乃有別於過去之形式舉證責任。

至於被告，因通常不具有法律素養，是賦予律師倚賴權，俾使具有專業能力之律師提供協助，以有效對抗檢察官（控方），學理上稱為武器平等原則。

檢察官的起訴，應達80%以上之犯罪嫌疑心證

本法第154條第2項、第155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，法院之審判，必須堅持證據裁判主義及嚴格證明法則，檢察官之起訴，自不能草率，倘仍沿襲職權進行主義之舊例，因「有合理之懷疑」，即行起訴，此後袖手旁觀，冀賴法院補足、判罪，應認為不夠嚴謹、不合時宜。

以量化為喻，偵查檢察官之起訴門檻，不應只有「多半是如此」（50~60%），而應為「八、九不離十」（80%，甚至更高）；至於公訴檢察官在公判庭上，則應接棒，負責說服法院達致「毫無合理懷疑」之程度（100%），使形成被告確實有罪之心證。

從而，雖然案件在起訴之後，檢察官對之不再有強制處分權，但非不得依憑職權，指揮司法警察，進行任意性之調查、蒐證，以反擊或削弱被告及其辯護人（辯方）提出之反證證明力，而後在公判庭上之法庭活動中，精準針對程序進行浮動中，所顯出之各種有利、不利於己方之證據資料，展開互為攻擊、防禦，斯亦直接審理主義、言詞審理主義之精義所在；倘竟不翔實預作準備，無法說服法官，自應受類似於民事訴訟敗訴之判決結果，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，實現公平法院理念，不生法院必須和檢察官聯手，主動「介入調查」不利於被告之證據，否則將致被害人之權益不保、正義無從伸張之問題，更無所謂法院有未盡查證職責之違法情形存在。

檢察官應負舉證責任，不能草率起訴再藉法院調查不利於被告之證據

具有治安維護者與公益行政角色者（含保護被害人權益）之檢察官，精密偵查、詳實蒐證、認真實行公訴，原為其責無旁貸、無可迴避之職責，基於檢察一體和審判中變成當事人一造所應承擔之任務、功能，豈可再冀求、依賴法院代為調查不利於被告之證據，並謂法院若不此之為，即有未盡職責之違法。

易言之，法院實應固守不預設立場、不偏亦不倚之公平法院角色、功能，絕不能再接棒或聯手而偏向檢察官對付被告，否則如何與職權進行主義相區別。